山东乡村儒学的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以尼山为代表的学者主导的实验,依托于书院,学者主持,发动和组织志愿者开展工作,基本特征是民办公助;
第二种是由政府推动的乡村儒学模式,山东省政府将乡村儒学和社区儒学纳入公共服务体系,省文化厅在山东百余家图书馆设立尼山书院,推进乡村儒学;
第三是纯粹民间发起的乡村儒学,教学、人员与资金完全由民办。这三种模式各有所长,到底哪一种能够长期坚持下去,逐步体系化,能在当地扎下根来,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将来能够有所成就的,必然是能够将乡村儒学变成一种群众自身的文化组织,完成儒学在乡村的内生化、体系化和专业化,这样才能最终扎下根来并传之后世。目前,基督教已经在乡村扎下根了,因为有了家庭教会和教堂,有了大批的富有牺牲精神的传道者,有完备的传播体系。与基督教比较,乡村儒学什么都不是,如果说基督教是正规军的话,乡村儒学游击队都算不上,不但处于体现化过程的开端,尤其是缺乏专业化和高水准的儒学志愿者队伍,完全依赖外力的推动。乡村儒学的前途在于有没有可能形成一批有素质、有奉献精神的职业化的志愿者队伍,以传道授业为志业,这也是乡村儒学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们2015分别在分别在尼山和聊城,举办了两期乡村儒学志愿讲师培训班,就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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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儒学返本开新需要“三堂合一”

乡村儒学要实现三堂合一,完成儒家在乡村再造传播体系的重构,才有可能达到返本开新的目标。这三堂分别是:学堂、祠堂、道堂。
首先,我们看学堂。传统中国的乡村,文化上是一个文化蓄水池,涵养了整个民族的文化,是因为有三种文化组织在支撑它。
第一就是乡村学堂也就是私塾,私塾主要教学生学经典,学做人,也就是我们现代的中小学教育最缺乏的东西。私塾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作用极大,我们在一些古典小说像《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中,所看到的私塾先生多是一幅寒酸、固陋的形象,这种文学形象反映了私塾先生的生存状态,却并没有反映他们的历史文化贡献。
比较一下私塾先生和基督教文明中的牧师,可以发现私塾先生在传统中国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大于牧师在西方社会所起的作用,因为私塾先生培养了两个重要阶层,第一是国家文官阶层,也就是士大夫阶层。第二是乡绅阶层,也就是承担民间自治的社会阶层,这两个阶层实际上担负着整个国家治理责任。
然而,这两个至关重要的社会管理阶层,就是不起眼私塾先生们培养起来的。由于文化结构之不同,私塾先生们本身的寒酸潦倒也是必然,如果说基督教牧师们手中有一把打开天国的钥匙,私塾先生的手中也有一把打开仕途利禄之门的钥匙,但是,这把钥匙却在命中注定无法将他们自己的仕途之门打开,因为他们基本都是科举考试最终的失败者,至多考中秀才,注定无缘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功名成就。近代以来私塾被国家强制取缔,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文化空间,由谁来教导农村人做人,谁来教给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在这些方面,乡村儒学志愿讲师可以承担起相应的职能,当然,要先经过培训,也要完成儒学与现代思想的汇通,因为我们毕竟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纪。
第二是祠堂。祠堂是传统中国最为普及的信仰场所和文化场所,具有慎终追远和人生礼仪教育的功能,传统中国人的一切人生礼仪,像冠礼、婚礼、丧礼、祭礼都是以祠堂为中心来进行的,所以它非常重要。

祠堂同时也是社会自治和宗族慈善救助的重要系统,如果有祠堂,今天的很多老人就不会沦落到自杀的地步,依然有一个共同体在庇护着这些已经没有生存能力的老者。祠堂在文革当中统统被当作四旧捣毁,近年来在福建广东等地又复建了一些,但是它目前的功能也与历史上曾经功能不可同日而语。

实践证明,现在的乡村儒学讲堂,可以在重建家庭伦理、组建老人互助组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统祠堂的某些作用。现在我们毕竟由农业文明进入了工业文明,由熟悉人的社会进入了一个陌生人社会,不可能每个家族都去建自己的祠堂,这已经不现实了。经过五代人的文化断层,祠堂在中国北方已经被遗忘,复建的可能已经基本不存在,现代乡村需要一个具有更高社会理性和包容性的公共文化空间,而乡村儒学讲堂,就像是犹太教的会堂一样,可以作为这一文化载体的初始胚胎,它覆盖全村,包括所有姓氏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是对祠堂的一种历史性的超越。

第三,在传统中国有很多道堂。比如传统中国大概所有的村庄大概都有像土地庙、五道庙或者关帝庙等等,当然还有一些儒释道的其它的教化信仰场所。这些场所对于学堂和祠堂两个方面是很好的补充,比如五道庙或土地庙,乡村人在死后要先来这里报到,人死了之后要有一个去处,私塾先生和乡绅以及父辈告诉你应该怎么活,人活着应该遵守哪些人文道德底线,活着的意义在哪里。这些道堂就告诉你,人死了以后去哪里,去那里干什么等等。

文革期间,这些东西被当作四旧统统捣毁,在短暂的政治狂热过去之后,就使得村庄陷入了无意义的空白之中,人生失去意义,没有价值,活着不知道如何去活,死后不知道去哪里。这样,人们就无所敬畏,无所不为,肆无忌惮。当然,现在南方比如福建,台湾,传统的庙、观、堂依然到处都有,为村民提供重要的信仰支撑。在北方大面积地恢复这些庙、观、堂不太现实,也未必是最佳选择,乡村儒学讲堂也可以加进一些信仰的成分,要解决村民关于人生意义的困惑,让他们精神上有所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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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唤醒乡村文化基因 遭遇“谁来教”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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