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儒学要实现三堂合一，完成儒家在乡村再造传播体系的重构，才有可能达到返本开新的目标。这三堂分别是：学堂、祠堂、道堂。
首先，我们看学堂。传统中国的乡村，文化上是一个文化蓄水池，涵养了整个民族的文化，是因为有三种文化组织在支撑它。
第一就是乡村学堂也就是私塾，私塾主要教学生学经典，学做人，也就是我们现代的中小学教育最缺乏的东西。私塾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作用极大，我们在一些古典小说像《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中，所看到的私塾先生多是一幅寒酸、固陋的形象，这种文学形象反映了私塾先生的生存状态，却并没有反映他们的历史文化贡献。
比较一下私塾先生和基督教文明中的牧师，可以发现私塾先生在传统中国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大于牧师在西方社会所起的作用，因为私塾先生培养了两个重要阶层，第一是国家文官阶层，也就是士大夫阶层。第二是乡绅阶层，也就是承担民间自治的社会阶层，这两个阶层实际上担负着整个国家治理责任。
然而，这两个至关重要的社会管理阶层，就是不起眼私塾先生们培养起来的。由于文化结构之不同，私塾先生们本身的寒酸潦倒也是必然，如果说基督教牧师们手中有一把打开天国的钥匙，私塾先生的手中也有一把打开仕途利禄之门的钥匙，但是，这把钥匙却在命中注定无法将他们自己的仕途之门打开，因为他们基本都是科举考试最终的失败者，至多考中秀才，注定无缘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功名成就。近代以来私塾被国家强制取缔，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文化空间，由谁来教导农村人做人，谁来教给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在这些方面，乡村儒学志愿讲师可以承担起相应的职能，当然，要先经过培训，也要完成儒学与现代思想的汇通，因为我们毕竟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纪。
第二是祠堂。祠堂是传统中国最为普及的信仰场所和文化场所，具有慎终追远和人生礼仪教育的功能，传统中国人的一切人生礼仪，像冠礼、婚礼、丧礼、祭礼都是以祠堂为中心来进行的，所以它非常重要。
祠堂同时也是社会自治和宗族慈善救助的重要系统，如果有祠堂，今天的很多老人就不会沦落到自杀的地步，依然有一个共同体在庇护着这些已经没有生存能力的老者。祠堂在文革当中统统被当作四旧捣毁，近年来在福建广东等地又复建了一些，但是它目前的功能也与历史上曾经功能不可同日而语。
实践证明，现在的乡村儒学讲堂，可以在重建家庭伦理、组建老人互助组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统祠堂的某些作用。现在我们毕竟由农业文明进入了工业文明，由熟悉人的社会进入了一个陌生人社会，不可能每个家族都去建自己的祠堂，这已经不现实了。经过五代人的文化断层，祠堂在中国北方已经被遗忘，复建的可能已经基本不存在，现代乡村需要一个具有更高社会理性和包容性的公共文化空间，而乡村儒学讲堂，就像是犹太教的会堂一样，可以作为这一文化载体的初始胚胎，它覆盖全村，包括所有姓氏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是对祠堂的一种历史性的超越。
第三，在传统中国有很多道堂。比如传统中国大概所有的村庄大概都有像土地庙、五道庙或者关帝庙等等，当然还有一些儒释道的其它的教化信仰场所。这些场所对于学堂和祠堂两个方面是很好的补充，比如五道庙或土地庙，乡村人在死后要先来这里报到，人死了之后要有一个去处，私塾先生和乡绅以及父辈告诉你应该怎么活，人活着应该遵守哪些人文道德底线，活着的意义在哪里。这些道堂就告诉你，人死了以后去哪里，去那里干什么等等。
文革期间，这些东西被当作四旧统统捣毁，在短暂的政治狂热过去之后，就使得村庄陷入了无意义的空白之中，人生失去意义，没有价值，活着不知道如何去活，死后不知道去哪里。这样，人们就无所敬畏，无所不为，肆无忌惮。当然，现在南方比如福建，台湾，传统的庙、观、堂依然到处都有，为村民提供重要的信仰支撑。在北方大面积地恢复这些庙、观、堂不太现实，也未必是最佳选择，乡村儒学讲堂也可以加进一些信仰的成分，要解决村民关于人生意义的困惑，让他们精神上有所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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