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主张，人性本仁。孔子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孔子同时指出：“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乃是人所本有。孟子则更为深入地探讨了仁的先天依据，“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此即人的不忍之心，人人都具有善的自然趋向和潜在能力，每个人都自然地具有行善避恶的天性，同时还具有正义、是非、辞让等等天性。
    因此，从儒家立场看，从事慈善事业救济他人，乃是人性的自然。慈善、公益活动的人性依据，就是儒家所揭示的内在于人的怵惕恻隐之心。
　　很多人抱怨当代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比较滞后。然而，并非中国人缺乏帮助他人的慈善公益之心。中国人长期生活在儒家教化传统中，因而，他们必然如孟子所说皆有不忍人之心。这样的不忍之心在过去的两次极端事态中得到了十分清晰的表现。
    当代中国第一次广泛的全国性民间捐助活动出现于1998年的南方大水灾中。2008年汶川大地震，更是让民间慈善捐赠呈现“爆发式增长”，民间共捐赠760亿元，当年，民众个人捐款达到458亿元。而到了2009年，捐赠数量又有所下降。极端事态让人心澄明，原本遮蔽人心的种种成见顿然消散，人性本有的四端得以完整地、毫无阻滞地呈现。

一旦回归到生活的正常状态，人的这种不忍人之心就可能被遮蔽。孟子曾与人进行过详尽的讨论：人性本善，但是这种善的倾向和潜能只是处于“端”的状态。就是好像泉源，仿佛火种，它们要成为泉水，成为大火，需要人的有意的养护。这就是需要借助于“思”的功夫。所谓思，就是内自反省，这是人之为人的一种自觉。人如果能善用“思”的功夫，就可以养护那不忍之心，而成就现实的仁善的行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自觉，那这个火种就可能摇摇曳曳，甚至于被外界的风吹熄。这外界的风就是“物”，就是人的利己的物质欲望。人具有不忍之心，但是，人也生活于现实社会中，不得不解决个人的柴米油盐、房子股票。不忍之心让人的心灵敞开，关爱他人，物质欲望则让人的心灵封闭，仅关注自己。人当然不可能完全放弃后者，但是，人也不当完全沉溺于后者。健全的生活在于平衡心、物，这就需要借助于“思”的能力。人如果善用思的能力，那就可以在解决自己物的需求的同时，也让不忍之心有发挥的空间，也即同时做到利己与爱人。如果人不能善用思的能力，那人就会蔽于物，人的不忍之心就会被物欲所遮蔽，而完全从事于满足自身物欲的事情之中，对他人的疾苦无视、冷漠。现实社会的人就是因为思的能力，而出现了分化：有些人具有较强的思的能力，能够养护、扩充自己的不忍之心，故成为“大人”，

儒者之爱是有等差的。其实，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儒家所领导的慈善事业首先在族内展开。这方面的典型是宋儒范仲淹在苏州创办的“义庄”。范仲淹信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君子道德理想，宋儒所从事的所有重大事业，从学术到政治，几乎都由范仲淹开创。这一慈善公益事业模式后被人广泛效仿，全国义庄数量，宋元有70余所，明代发展到200多所，清代则达到400多所。即便没有义庄，儒家所领导的平民宗族组织之构建活动本身，也构造了一个无所不在的民间的慈善救济网络。
　　在所有这些宗族的，或者超越宗族的慈善公益团体中，居于核心位置，发挥组织、领导作用的，都是儒家君子，或者说“绅士”。君子“思”的能力较强，其不忍之心也就强烈而持续。他们采取关爱他人的行动的意愿更为强烈，这样的意愿也就改变了他们计算行动之成本-收益的公式，他们愿意付出较高的时间和物质成本。而绅士们也具有管理的技艺，他们相比于普通人具有较多知识，视野较为开阔，很有可能担任过官职，因而积累了相应技艺，恰恰组织、管理一个慈善公益团体需要这样的技艺。所以当下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繁荣的前提，是需要在政治、文化、商业、社会等各领域精英中涌现一批“新绅士”，愿意投入自己的生命、运用自己的技艺，组织慈善公益团体、从事慈善公益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