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北京孔庙的祭孔释奠主要有两种，即亲诣释奠与遣官释奠。
    亲诣释奠
    所谓亲诣释奠，是指皇帝亲自参加祭祀孔子的典礼，亲自参与释奠，以示对至圣先师孔子的尊敬和优渥，以及对于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的褒奖和推崇。在传统的封建社会，皇帝是一国之君，号称九五之尊，如果皇帝能够亲自诣孔庙行释奠仪祭祀孔子，那真是对于孔子及其家族无上的殊荣。而且，通过皇帝的率先垂范，尊孔重儒、尊师重教之风必然靡及天下。
    在中国封建时代，一共有12位皇帝先后亲诣阙里祭祀孔子，两汉至唐期间就有8位，其中包括西汉高祖（西元前195年）、东汉光武帝（西元29年）、汉明帝（西元72年）、汉章帝（西元85年）、汉安帝（西元124年）、北魏孝文帝（西元495年）、唐高宗（西元666年）、唐玄宗（西元725年）。大中祥符元年（西元1008年）宋真宗过曲阜，拜孔庙，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赞颂孔子为“人伦之表”，儒学为“帝道之纲”（宋真宗《玄圣文宣王赞（并序）》）。五年（西元1012年），又改谥玄圣为“至圣文宣王”。那么在元明清三代，都有哪些皇帝曾亲自参与过释奠孔子呢？

孔子本庙就是孔子故里曲阜的孔子庙。曲阜孔庙是世界上第一所祭祀孔子的庙宇，世界孔子庙的祖庭；曲阜孔庙既是孔子纪念庙，也是孔氏家庙。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过阙里以太牢礼祀孔子，当时还只是将孔子当作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来纪念。汉武帝以后，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一跃而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师也就由儒者担任了。至东汉时，孔子被称为“先师”，后又被尊为先圣，成了帝王们尊崇膜拜的对象。古代人们认为，不仅君主是接受天命而立，师也是天之所命。邵雍《观物篇》道圣人，“能以一心观万心，以一身观万身，以一物观万物，以一世观万世”。又谓其“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因此，先师也享受如同神灵一样的祭祀。
    唐代以后，天下的孔庙都是由朝廷自上至下推动而建立的，各地孔庙则入国家系统，成为官庙一体，既为官庙，其祀典便由国家举行。贞观二十一年（646年）定孔庙祀典：国学，天子视学亲为释奠外，另将遣官行礼；州县以守令主祭。历代孔庙配享、从祀诸儒的遴选都是出自朝臣之廷议，决诸皇帝之钦定。

文庙亦称孔庙、夫子庙、先师庙、宣圣庙等，是中国古代祭祀孔子的场所。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孔子受到中国历代王朝的顶礼膜拜，被尊为“至圣先师”。于是，文庙祭祀在崇尚祭祀的古代中国逐渐盛行，到了清代，孔庙祭祀礼仪达到顶峰，成为“国之大祀”。 唐宋以来，文庙祭祀开始与学校教育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庙学合一的固定体制。教学旨在传授儒家文化，祭祀则是弘扬儒家文化的精神。“由学尊庙，因庙表学”，文庙祭祀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职能。   
    清代帝王尊孔，孔庙祭祀提升为“国之大祀”，主要是为了稳固他们在关内的统治地位，然而对关外地区则采取“封禁”政策，严防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汉文化的渗透，尤其是“龙兴之地”吉林，管理最为严格。直到乾隆初年，在地方官绅的强烈要求下，才不得不批准建立东北满族聚居区内的第一座文庙——永吉州文庙（即现吉林文庙）。因为地域原因，吉林文庙成为汉满文化融合的产物，其祀典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我国远古时期就有以春秋释奠对先圣先师进行祭祀的传统。《周礼》中就有关于春秋释奠的记载，说明我国对文化、教育有贡献的人物进行祭祀的制度产生于西周或更早的时代，到后来，儒学一支独秀，学校的祭祀才演变成祭祀孔子的文庙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