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先生强调：“美国有美国的问题，中国有中国的问题，不能把中国的糟粕和西方的精华比，比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的民族自信没有了，自尊也没有了，最糟糕的就是我们跟传统完全断裂了”
    我1985年，第一次在北京大学上儒家哲学的课，有同事告诉我之前也有人上过，我问什么时候？1923年，梁漱溟。1923到1985年间没有人再上过儒家哲学的课，我有点不相信，当时梁漱溟先生还活着（梁漱溟先生1988年6月23日逝世），我们有过交流。梁先生还记得当时的课，当时的北大汇集各路英豪，梁先生上这个课时来了两百个学生，很不了不起。但梁先生说他非常生气，“他们都是来怪我的，人家都讲西化，你还在讲什么儒家？”那时儒家代表的小脚，是阿Q，是男性中心主义。他很不高兴，就不讲了。后来讲课收费，结果他们不仅听得很仔细，梁漱溟说自己的生活也改善了。
    当时有一个现象，知识分子，比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当时采取的策略，我们现在想起来很不公平，但当时有一定的道理，跟爱国主义有关，要向西方学习，要救亡图存。中国人不喜欢向外国人学习，于是就把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传统的糟粕，和西方文化的精华来比。就是短自己的志气，扬西方长处。

《大学》从朱熹以后，就成为东亚（中国、日本）知识分子所熟读的文本，《大学》思想的框架就成为朱熹的人生框架。
    《大学》有两个思想的逻辑：首先，它没有西方的排斥性二分法，《大学》分什么？本末。没有本就没有末，没有末就没有本，这都是非排斥性的分法，就是阴阳的思考。阴阳之间是有张力有矛盾的，但不是只有阴没有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最女性的女性中有阳，最男性的男性中有阴，阴中之阳又有阴，阳中之阴又有阳。它是动态的，一方面排斥，另一方面又互补，是一个复杂的观念，不是排斥性的二分法。另外一个逻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修身、到齐家、到治国、到平天下，绝对不是线性思维。不是先修好身再齐家、家齐了再来治国、国治了再天下太平，而是后三者要以修身为本。
    《大学》有一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汤一介讲修身是贵族、精英思想，假如连饭都吃不饱修什么身？那怎么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没有一个人不以修身为本？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能修身？我是一个杀人犯能修身吗？我一个工人天天喝酒打老婆能修身吗？都要修身。《大学》里的“学”很重要，学是“觉”，就是“学，觉也”。学，不是掌握知识，不是掌握技能，主要是学做人，培养人格。

我们上《大学》这门课，为什么要会读呢？会读这个词是从日本来的，本来是汉学传统中非常重要的学习机制。会读成功与否，不是我们了解了文本，是我们之间能不能创造一个共同的文本。 我在哈佛时，每年夏天都会有一个会读，大概十天，大家住在一起，十五六个人，都是资深教授。有一次读《大学》，我邀请一个复旦大学教授跟我们一起去。“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三句，我们讨论了三个小时，特别是“在明明德”，既然德以明，何必“在明”呢？这位教授就提出，去掉一个“明”字，不是解决了吗？大家震惊。去掉一个字，因为你读不懂，对文本的不尊重和荒谬不能想象。
    我有一个构想，现在我们这个会读班，有差不多100人，从明年我要增加一倍。北大全部学生有两万，但真正知道四书的比例就不是很高，我的要求就是哪怕念一遍《大学》，十分钟就可以，这是世界上最短的儒家经典。
    傅斯年在台湾大学做校长时，推广《孟子》成为大一新生必修，一进台大就念《孟子》。傅斯年讲过一句话，“没有念过孟子的人，就没有资格做台大人”。我希望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将来可以说“没有看过《大学》的人，就没有资格做北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