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位

   　“天地君亲师”是中国传统社会崇奉和祭祀的对象,表现了中国人对于穹苍、大地的感恩,对于国家、社稷的尊重,对于父母、恩师的深情;表现了中国人敬天法地、孝亲顺长、忠君爱国、尊师重教的价值取向。这几个字是中国人的精神寄托和心灵安顿之处,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中许多伦理道德取得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依据,它们就像柱石一样,支撑起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大厦。它们深入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不识字的穷苦大众,都将它奉为天经地义的信条;它们对广大人民的教育,比任何法令经典都更有效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舜徽先生认为:“真正彻底了解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的来源和作用,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内幕,可算是了解了一大半。”

      “天地君亲师”既是无形的精神信仰,也是有形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旧时在我国民间,民居厅堂正中壁上或神龛上,往往在黑色木牌上用金字漆书或用大幅红纸书写这五个字,也有的装裱成卷轴悬挂起来。鲁迅在《我的第一个师父》一文中曾说:“我家的正屋的中央,供着一块牌位,用金字写着必须绝对尊敬和服从的五位:‘天地君亲师’。”有的还在香火牌位或条幅两旁,挂上一幅“天高地厚君恩重,祖德宗功师范长”的对联,说明尊崇“天地君亲师”的必要,以引起人们的敬畏。这种情形,不仅过去是这样,现在很多地方和人家依然如此;不仅汉族是这样,许多少数民族也是如此。

      再进一步来看,这五个字的书写也十分讲究。“天地”二字写得很宽,取天宽地阔之意;“君”字下面的“口”字必须封严,谓君王一言九鼎,口不乱开;“亲”(親) 字中的“目”不能封严,谓亲不闭目; 师( ) 字不写左边上方之短撇,谓师不当撇(撇开) 。此外,还有所谓“人不夺天,地不离土,君不离口,亲不闭目,师不掉巾”的说法。但是“, 天地君亲师”这一耳熟能详的说法和司空见惯的牌位,人们并不知道它源于何时,更不清楚它发展演变的情况。

      张毕来先生的说法就很有代表性:“关于‘天地君亲师’这个名单,我没有很好地研究过,现在是‘三问三不知’。第一问,古人讲人伦,讲朋友而不讲师生, 其故安在? 答曰:‘不知’。第二问,历来讲人伦既然不讲老师,后来老师为什么又跑到香火牌位上去了。他在那里同天地一起排队,人们烧香时,他端坐不动,其尊严如君如父。这又是什么缘故? 答曰‘: 不知’。第三问‘, 天地君亲师’这个排列次序始于何时? 由谁开始? 谁拍板定案的? 答曰:‘不知’。”

      不仅是张毕来先生,而且几乎所有的学人都对这些问题同样是“三问三不知”。严元章先生在《中国教育思想源流》的开篇就说到:“从前旧社会一些家庭里,摆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随便看过去,那好像是民间对于统治权力的牵强附会;然而,就思路上推敲,把‘君亲师’作单方面的那样尊重,那就很可能是阴阳家的礼教作品之一。只是,由于来历不明,资料缺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便不好判断了。”

       这篇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对“天地君亲师”的源流作一梳理。

     一、思想渊源

    “天地君亲师”的观念起源很早,学者们一般把它追溯到战国时期的《荀子》。钱穆先生曾指出:“天地君亲师五字,始见荀子书中。此下两千年,五字深入人心,常挂口头。其在中国文化、中国人生中之意义价值之重大,自可想象。”李泽厚先生也说:“‘天地君亲师’从内容和文字上可一直追溯到荀子。”

      《荀子》中关于“天地君亲师”的论述,见于《礼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 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 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五四时期那位被胡适称为“中国思想界之清道夫”、“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认为:“此实吾国天、地、君、亲、师五字牌之所由而立。”现代学者也多赞同这样的说法,认为《荀子》中的记载,是“天地君亲师”这一说法的始祖。

    荀子是战国末期的学者。实际上,有关“天地君亲师”的渊源,可以进一步追溯到春秋末期。在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人左丘明所作的《国语·晋语》中,有这样的说法:“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国语》的这一记载,虽然早于《荀子》二百多年,但其中只提到了君、父、师,而没有涉及天和地。中国古代以天为至上神,主宰一切,又以地配天,化育万物,天地往往被看作是宇宙间万事万物存在的前提。《国语》提出了“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的说法,最早将君、亲、师并列,看作是百姓万民的根本,认为要将这三者同等对待。而注重天人关系、提出要“明于天人之分”的荀子,在此基础上又加上了天和地,形成了“天地君亲师”的完整的思想内容。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