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洪宇 赵国权
摘要：文庙，作为儒学的重要栽体乃至中国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以其自身独特的精神内核不仅影响着两千余年中国的政治生态、文化传承及社会教化等，且还辐射到周边及欧美诸多国家，至今仍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备受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自其产生之日，各种史料多有记载，研究者历代不绝。尤其是在国家大力倡导以儒学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文庙的维护和资源开发普遍受到重视，文庙研究队伍日渐壮大，学问体系及研究机刺初步呈现，学术研究成果累年增多，形成一个蔚为壮观的独特的“文庙现象”和文化景观。在这风生水起之际，呼吁建构一门教育史学领域的新兴“学问”。即“文庙学”。
关键词：文庙；文庙学；学问；专学；教育史学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5-0094-10
以庙祭祖始于夏商周三代。且将其提升至国家治理的高度倍加重视，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特别是商周以降的轴心时代，祭祀礼仪中的宗教意识被弱化，家国伦理及人文精神得以凸显，《礼记》中所记“祭有十伦”便是最好的佐证。故孔子作为闻名于时的儒家伦理的集大成者，卒后第二年被立家庙以祀，既承古制又合时需。尤其是自汉武帝将儒术“定于一尊”之后，使得学术层面的儒学一跃而为官方哲学，从此儒学不仅与中国政治共盛衰，又能为不同的政治集团所尊崇，显示出超强的活力和生命力。而与尊儒相伴的必然是儒学的普及与传承，或设学以教化儒经，或立庙以主祀孔子，二者的有机结合便形成中国古代独特的“庙学合一”现象。于是，作为轴心后时代的衍生物，即以庙祀孔子为主的礼制性建筑“文庙”便广布天下学宫。成为历代学人乃至普通民众文化守望的精神驿站，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文化符号而绵延至今。它如同科举和书院一样。至今仍为国内外学术界热议不休的一个教育“活化石”，故而建立一门新兴的“文庙学”迫在眉睫。
一、何谓文庙学：以文庙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别样“学问”
要解读“文庙学”，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核心概念即何谓“文庙”，以及与“孔庙”、“学宫”、“庙学”或“学庙”有何区别。截至目前。学术界对“文庙”的看法见智见仁，尚无定论，主要有如下几种说法。
一是基于庙宇主祀孔子这一基本客观事实，将“文庙”与“孔庙”通称，认为文庙即孔庙，孔庙亦即文庙，只是因为时代不同而名称上有所改变而已。诸如唐钺等主编的《教育大辞书》、夏征农主编的《辞海》、商务印书馆修订的《辞源》以及顾明远主编的《教育大辞典》等权威工具书中，虽将文庙与孔庙分别加以解读。但在表述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如《教育大辞书》认为孔子庙“明清统称文庙”；文庙则是在“明永乐八年，改称先师庙为文庙，清沿之”。《辞海》认为孔庙为“纪念和祭祀孔子的祠庙”；文庙则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封孔子为文宣王，因称孔庙为文宣王庙，明以后称为文庙”。至如近人的学术论著中，持此观点者甚是普遍。舒大刚等认为“祭祀先圣、先师、先贤是中国古代学校的功能之一，孔庙（或称文庙）与学校的合一则是实现这一功能的主要措施”：张晓文等认为，“孔庙，即至圣庙，又称文庙、夫子庙、先师庙，是祭祀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礼制性建筑群”等。
二是基于庙宇的建造意图及功能，将“文庙”视为孔庙的一个种类，又因与官学融为一体，故又称之为“学庙”或“庙学”。如孔祥林在其《世界孔子庙研究》一书中将奉祀孔子的庙宇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国立各级学校奉祀孔子的庙宇。正式名称为“文庙”；第二类是孔子故里的本庙，即“至圣庙”，亦即曲阜孔庙。因“有庙无学，不能属于文庙”；第三类是孔子行迹地或纯粹为纪念孔子而建造的庙宇，“但它并没有列入国家祀典，应该称作孔子庙”；第四类是书院建造的奉祀庙宇，“虽然书院也有教育的功能，也是设在学校内，但国家没有为它制定祭祀的礼仪，不能称作文庙”，为与其他文庙有所区别，故称之为“书院孔子庙”；第五类是散居在世界各地孔子后裔建造的奉祀家庙。王秀萍等在其《曲阜孔庙与尼山孔庙之辨析》一文中，将孔庙分为四类，即“国庙（皇家孔庙）、家庙（祖庙）、学庙和纪念性孔庙”，并认为“学庙特指中国古代的官方学校，中央学叫辟雍，如后来的国子监。地方学叫泮宫，如地方各级府州县学”。这里所讲的学庙中的“庙”，就是文庙。
三是基于庙宇表达语境的不同。“文庙”乃相对于“武庙”而言，并非仅仅是“文宣王庙”的简称。在夏征农主编的《辞海》中，曾提及文庙是相对“武庙”而言的。庞洪则认为，从文化概念上“并不可以简单地把文庙看成是文宣王庙的省称。因为与文宣王庙相对应的是武成王庙，供奉的是姜太公；与文庙相对的应是武庙，供奉的是关羽；它们所形成的历史背景是不相同的。两相比较，省去了‘宣王两个字，少了封建意识的累赘和束缚。‘文的内涵，反而更加丰富”。
四是“约定俗成”说，是国人用语习惯带来的称呼变化。如刘续兵认为，“文庙，今天人们约定俗成地称之为‘孔庙……文庙中不仅祭祀孔子，而且以四配、十二哲、历代先贤先儒配享从祀，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说。称其为‘文庙更为妥当”等。
据上所述，可以看出，“文庙”与“孔庙”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文庙”作为“文庙学”巾的—个核心学术用语，不能凭借约定俗称或与其他概念混同一体，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合理的界定。并且这一界定也只能是属于“文庙”的。对此，我们认为“文庙”应从三个方面来解读：一是与“武庙”相对的礼制性建筑，此乃基于以“文”治国平天下的政治需求。即李世民所言“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
据此，凡是奉祀文人之庙宇，均可称之为文庙，包括所有孔庙等。按礼制。文庙和武庙都是分别独立设置的，但也有例外，诸如四川丹棱县的文庙、武庙是合建在一起的，建于宋朝初年，称之为“文武庙”。福建连城县培田村有一处建于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的“文武庙”，文庙和武庙建在一处两层阁楼上，下层武庙祀关羽，上层文庙祀孔子；二是鉴于孔子乃“文道”之奠基者。
因而文庙必定主祀孔子（唐之前与周公同祀）。同时兼祀历代有功于儒道者，所谓“天下文庙，惟论传道以列位次”，这一点与除家庙之外的孔庙都是一致的；三是借助学校开展教学活动。这是文庙的标志性因素，也是与孔子家庙及各地纪念性的孔庙的不同之处。即按国家所定礼制，或因庙设学，而以“庙”为主，故称之为“庙学”；或因学设庙，而以“学”为主，故称之为“学庙”或“学宫”，明清时冈强化其尊儒崇儒而将地方官学统称为“儒学”。这样，作为礼制性建筑的文庙既是官学师生祭祀重地，又是教育吏员办公之所。实乃统治者在年轻学子中实施儒学教化的重要阵地及举措，所谓“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力也。
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而至如书院中奉祀孔子的庙宇，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类似以孔子为祭祀对象的书院并不多见”，甚至认为书院祭祀的一般是地方先贤或文化名人而非孔子。
事实上并非如此，宋朝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明道书院、茅山书院、永嘉书院、延平书院、鳌头精舍以及丰湖书院等，都置有庙宇专门奉祀孔子，或将孔子与弟子及先贤、先儒、乡贤等一起奉祀。如建于北宋初年的应天府书院，“前庙后堂，旁列斋舍，凡百余区”。依台湾学者高明士所见，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诏令全国书院学校修缮孔子庙之举。“可视为宋代全面实施‘庙学制（含官学与书院）的开始”。
至元朝，“凡天下名书院者，有祠以祠先贤，有教以教后学，国朝制也”。清朝更是“今天下郡县莫不有书院，亦莫不有崇祀之典”。足见，书院庙祀孔子的建筑应该属于地方文庙的一种特殊类型。虽然不像地方文庙那样布局规整，但它是依据书院自身的实际情况，所建规模或大或小，称呼也不尽一致，如大成殿、礼殿、先师殿、燕居堂、中和堂等。虽然没有完全纳入国家祀典。但又遵从而不违背国家祀典，所谓“书院设官，春秋命祀，并遵旧典”。或者说。书院奉祀时所例行的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国家祀典的“简约化”，而非游离于国家祀典之外。尤其是“有些没有修建孔庙的地区，书院几乎就成为地方祭孔的场所”。这样看来。没有理由把书院中奉祀孔子的庙宇排除在文庙之外，特别是受过帝王恩赐的、地方官员直接参与办理的、具有官学化倾向的书院，其庙祀孔子的礼仪更符合文庙的基本规制。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文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庙可以理解为与武庙相对的、文治层面的庙宇性建筑，包括天下所有孔庙（含国庙、学庙和家庙）以及各地附属于孔庙的或单独设置的先贤祠、乡贤祠、名宦祠等，这既是统治者推崇儒学的礼制性建筑，天下文人学者希圣希贤的精神家园，又是普通民众缅怀圣贤的谒拜之地。或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殿堂与文化符号，它集中体现和反映出炎黄子孙的先贤崇拜和文化信仰。如此，广义的文庙属于历史学研究的范畴。
而狭义的文庙，我们定义为孔庙中的一种，是与武庙相对、主祀孔子且伴有教学活动的礼制性建筑，具体是指与各级官学及书院直接相关的主祀孔子的庙宇，或称之为“庙学”，或称之为“学庙”。只因时代不同，对此类庙宇的称呼也多有变化。诸如：春秋时的“孔子庙”，汉唐的“仲尼庙”及“文宣王庙”，宋朝的“宣圣庙”及“夫子庙”，元朝的“先圣庙”，明清的“文庙”以及部分书院内的“礼殿”、“先师殿”等，不一而足。虽明永乐时正式称呼官学中奉祀孔子的庙宇为文庙，但在此之前，凡是与学校融为一体的主祀孔子的建筑都属于文庙性质的礼制性庙宇。本文所指的文庙是狭义上的文庙。属于教育史学的研究范畴。
基于对“文庙”的界定，“文庙学”则是指以文庙及与文庙相关的教育文化设施、制度、理论和活动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或者说“文庙学”是一门“专学”，如同“书院学”和“科举学”一样都“属于新兴的专学”，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学科”。之所以作这样的诠释，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目前学术界对“学科”的界定是比较明确的，其准入标准也是非常严格的。从知识维度上讲，一门学科需要满足五项条件：一是特有的学科定义和研究对象；二是时代的必然产物；三是学科创始人和代表作；四是精心营建的理论体系；五是本学科独特的科学研究方法。不仅如此。费孝通还提出一门学科的社会建制维度，即必须要有学会、专业研究机关、大学的学系、图书资料中心以及学科的专门出版机构等部门建制，并与知识维度一起才能构成一门完全意义上的学科。因此，对于尚不具备学科基本构成要素的“文庙学”来说，称之为一门“学科”显然是不合适的。
如将“文庙学”作为一门“学问”，则完全是讲得通的。因为“学”有“学问”和“学科”双重含义，“学问是完全开放的，它是一种研究领域，不受任何限制，任何人都可从不同方面、不同层面进入研究领域，开展研究，取得成果。而学科则带有一定的专有性与封闭性，有自己独有的研究对象、独有的研究理论与方法、独有的研究范围与边界”。就语感而言，“学问”、“专学”给人的印象“较为松散，较为写意，较为柔性，不一定很成型，只要有不少人研究即可称之为‘学问；而‘学科则有一种较为严密的逻辑体系，较为严整的内在结构和外显框架，较为刚性且基本成型”。
有学者还对“专学”给予较为确切的界定，认为“专学”是史学界和文学界较为常用的一个概念，它是指“以某一人物、著作、文物、机构或制度为对象的专门学问和专门研究领域。专学虽然有稳定的研究对象和一定的研究范围。但一般不形成结构严谨、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学科），只是作为一种结构相对松散的专门学问，如红学、朱子学、敦煌学、甲骨学、闽学、钱学、《文选》学、书院学等”。那么，依此标准，凡是称之为“专学”的，只需符合四项标准即可：一是具有研究对象；二是具有研究方法；三是具有理论体系；四是具有一定数量的研究人员。相对于“学科”而言，“专学更侧重于知识维度的探究。它为研究兴趣而追求学术。而并不刻意追求社会建制”。
因此，“文庙学”还只是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一个专门的“学问”，而不能概而言之为一门“学科”。虽不具备一门学科的基本要素，但可从历史学、教育学、建筑学、文物学、政治学、民俗学、伦理学、档案学、艺术学等不同的学科专业角度开展研究。也许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问有可能发展成为学科，但并不必然会发展为学科，有或然性而没有必然性”。虽因中国语言文字的独特性，我们“比西方更常使用‘学的概念。包括学科的概念。西方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在中文里头就变成了‘学科”。但我们完全可以避开“学科”这一容易引起歧义的字眼。从严格的学术层面上讲，还是将“文庙学”称之为一门新兴的“学问”更为符合学术研究的真谛，而不能为了研究中表达与叙述的方便而将“文庙学”称之为一门“学科”。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之所以没有将文庙学称之为“庙学学”或“学庙学”（当然也可以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研究），主要考虑到研究的主体是文庙，而非官学或书院。庙学或学庙是文庙与学校的合成体，是一种独特的教育现象，而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会有两张皮之嫌。既要兼顾文庙又要兼顾官学和书院。自然也会与官学史及书院史相重复。何况文庙的教育功能不仅仅局限在学校，更多更重要的是社会教化。因而。文庙学将学校及社会教化作为文庙的一项重要功能加以研究。则更能彰显文庙的价值，并且亦能与现在的学退庙进之态势进行对接，也使得文庙研究的现实价值更为突出。
二、为何建构“文庙学”：基于文庙的价值取向及学术积淀
建构一门新的“学问”必有其特殊的研究价值和建构基础。“文庙学”正是如此。文庙既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及现实需求，又有诸多学人丰硕的学术研究积淀，与文庙同功的“六籍”均已成“学”，文庙亦自应成“学”。
第一，“文庙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文庙”，具有丰厚的历史积淀和巨大的文化资源，蕴藏着强大的政治功能、文化功能和教育功能，对中国社会样态及民众心理结构的形成发挥着积极的、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业已成为中国乃至于周边诸多国家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尤其成为中心城镇文化守望的重要标志。
对文庙起始于何时，学术界众说纷纭，或早至春秋，或晚至唐朝。但总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且其历史积淀也是非常丰厚的，足以占据儒学发展的半壁江山。台湾学者高明士曾言，从建筑角度上讲，文庙在中国经历了由学到“庙学”的发展过程。至迟在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年）则已建立。我们认为，文庙的雏形当自曲阜因庙设学开始。孔子卒后第二年（前478年），其居室被其弟子奉为庙，“藏孔子衣冠琴书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虽属于家庙性质。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庙，但毕竟是奉祀孔子，又兼有私学活动，称之为雏形也不为过。而最早与官学融为一体的文庙，可追溯到汉初蜀郡太守文翁在郡学所设置的“礼殿”。
宋朝学者席益在《府学石经堂图籍记》中称：“蜀儒文章冠天下，其学校之盛。汉称石室、礼殿，近世则石壁九经。”舒大刚等考证后认为，“周公礼殿是当时蜀学对先圣先贤进行缅怀和祭祀的场所，殿内陈列历代圣君贤臣画像，也绘有孔子及其弟子等儒家著名人物，岁时祭祀，供人景仰，是当时蜀学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国古代庙学合一的最早范本”；且“周公礼殿是曲阜之外中国所建最早祭祀周公、孔子的机构”。但作为国家层面的政策性导向，文庙则实自汉明帝永平二年（59年）诏令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始。从此天下学校，自太学到州县学均开始庙祀周孔。
魏晋南北朝时开始文庙的规模化建设。如东晋太元九年（384年），国学“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至唐武德二年（619年）又开文庙主祀孔子之先例，牟宗三称“孔子之所以为孔子。始正式被认识”，且自唐“州县莫不有学。则凡学莫不有先圣之庙矣”。宋承唐制，文庙设置亦很普遍，所谓“宋兴，崇尚文治，吾夫子之祀遍天下”。不仅是官学。还有自宋朝日益兴起的书院内也必崇祀孔子，如陈青之所言：宋朝“每个书院必塑有孔子及十哲的肖像，甚至图画七十二贤一同配飨。”明永乐八年（1410年）不仅“正文庙圣贤绘塑衣冠”，且改学校先师庙为“文庙”。
自此“文庙”之说盛行天下。至明末所建文庙多达1560所，清末则增至1740多所，单从数量上讲，除了国庙、家庙及个别纪念性孔庙外，其他主祀孔子的庙宇都属于文庙，所占比例可达99%以上，自然是中国“孔子庙的主体”。虽自清末开办新式学堂，庙学制度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但文庙作为传承儒家文化的物质载体依然留存，它“所承载的儒家文化的精髓依然灌注于时代的精神之中，驻留在人们思想深处，儒家思想依然受到最高统治者乃至全社会尊崇”。目前保存完好的文庙，中国大陆与台湾有300多所，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越南等也有近100所。可以说，文庙立足本土、辐射周边，形成足以和佛寺、道观相媲美的“文庙现象”。
毫无疑问。文庙的强势缘于与政治生活的结缘，自西汉确立以儒治国后，魏晋至明清皆秉承儒治政统，不断提高孔子及儒学的地位，称孔子为“人伦之表”，称儒学为“帝道之纲”，还不断完善庙祀孔子的礼制和礼仪。期间，儒学确实遭受过来自玄学、佛教及道教的冲击。但因儒学自身的包容与吸纳，以及与政治生活的不解之缘，不但没有动摇其根基，反在博弈中始终占据着权力的中心位置。历代各地文庙正是在这儒化的背景下得以建造的，反过来又对政治生态起到一种固化作用。诸如每当因社会剧烈震荡带来道德秩序的破坏。所谓“论之不孝不悌之事，濒见词诉”等，统治者都毅然决然地动用儒学以拯救社会道德的普遍缺失。都会利用文庙祭孔这一活动来“宣德化”。“正人心”。每当基业稳定之际，统治者又会诏令修建文庙以传承儒学，这“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少数民族地区显得更为重要”。
基于与政治生活的结缘，文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反映在现实中的物化形式……它在历史上起到了文化传承作用。产生了文化认同价值，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基因和精神特质”。而文庙的这种特殊的文化功能，主要是通过定期与不定期的、立竿见影的祭祀活动得以实现的，因为“祭祀的对象，自从被推上受人顶礼膜拜的圣坛之后，无论是圣人还是贤者，都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血肉之躯，而是道德的载体，道统的象征和文化的符号”。何况民众文化信仰的产生往往需要一定的场合、氛围和情景，而文庙的祭祀活动“正是通过种种方式，制造一定的情境、氛围。引发士人对儒学的信仰”。文庙也由此成为历代士人的精神圣地和普通民众的道德驿站。
也正是基于文庙与教育的结缘。文庙的设施及祭祀活动又有“风励士子”的强大教育功能，这使得在读学子足以形成对师道和学业的敬畏感。如果说西方的敬畏感来自“上帝”，那么中国则来自对“天命”的敬畏。对此，孔子曾提出君子要“三畏”，即“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其中“畏大人，畏圣人”就包含对师道和学业的敬畏，只有敬畏“大人”和“圣人”之教，才能自觉和自律，也才能真正成为“传道济民”的君子。而养成君子敬畏感的最佳路径不是空洞的理论说教，也不是摇头晃脑式的诵读圣贤之书，而是在学校内设祠奉祀，以此“使天下之士观感奋兴，肃然生其敬畏之心。油然动其效法之念”。亦即通过“营造出一种庄严肃穆的场景。使人们对先圣先师先贤等供祀对象的崇敬之情升华为一种神圣的体验”。
正是这种庄严肃穆的文化场景，使得岳麓书院诸生在先圣先贤像前“穆然而志专，徘徊乐之，不忍去也”。从“穆然”到“乐之”再到“不忍去”，足见谒祠之举对在院生徒的感染力无疑是巨大的。也使得白鹿洞书院诸生“莫不求之以诚，守之以敬，惴惴栗栗，如薄冰深渊之在前，而唯恐失步。皇皇汲汲，如驹隙桑荫之易徙，而唯恐失时”。只有对圣贤之道心存敬畏，才会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更使得自为童子时的文天祥，看到学宫的文庙中还奉祀乡贤欧阳修、杨邦义、胡铨像等，且皆谥“忠”，竞将血食文庙作为自己的梦想，欣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如此，一代代学子带着对师道和学业的敬畏，去追逐“希圣希贤”的人生理想，最终实现“传道济民”的处世目的。
据统计，曾在泉州文庙受教后高中进士的，唐朝有16人。宋朝有872人，元朝有3人，明朝有684人，清朝不完全统计有248人。又如山西阳城县郭峪村及沁水县的西文兴村、浙江永嘉县的芙蓉村等，都建有村级文庙。由地方乡绅公议而成。建于明成化六年（1747年）的郭峪村文庙，“选老人以掌乡之政令教化”，配殿内立有乡贤牌位100多个，明贤碑7座，其中两座刻有本地考取功名的88位学子的名字，文庙的乡村教化特色异常明显。这些文庙的受众者在接受儒学洗礼后，又在不断地再造着新的中国及乡邦文化。
当然，文庙的功能远不止政治、文化和教育，还涉及到建筑、绘画、民俗、宗教等诸多文化领域，需要从多个学科层面进行专门或综合性研究。
第二，建构“文庙学”是当今社会弘扬传统文化的迫切需要，也是解构文庙研究与复兴中诸多困惑的必然选择。
自“文革”后，中国政府一向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发掘和弘扬。而孔子所倡导的儒家文化又是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文庙或孔庙作为儒家文化的载体自然备受关注。诸如：曲阜孔庙的祭孔活动，以往由民间团体来主持，从2004年起转而由市政府来主办，2007年又上升到由省政府与教育部、文化部等联合主办，由此带动了各地文庙的官方“公祭”活动。再如：就国务院所公布的七批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来说，共有93处庙祀孔子的遗存榜上有名。除1962年的第一批公布的4处外。其余89处都是在1988-2013年之间分五批次公布的（1982年的第二批次没有文庙遗存）。
在这93处遗迹中，曲阜孔庙、衢州孔氏家庙、榉溪孔氏家庙等=三处遗存属于国庙或家庙性质，其余的90处遗存均属于文庙。其中：直接公布为“文庙”的有67处；公布为“文庙大成殿”的有7处（因文庙的遗存主要是大成殿）；公布为“学宫”的有4处，集中在广东和海南，系当地对文庙的习惯性用语；公布为“孔庙”的有2处。即北京孔庙和上海嘉定孔庙，实际上都属于文庙性质；公布为“宣圣庙”的有1处，即山西的石末宣圣庙。还有9处名异实同的文庙，多因红色遗迹或其它文化遗存而获批。此举也带动了全国各地对文庙遗存的修复和保护，并有郑州文庙等修复后免费向公众开放等。
尤其是，2012年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且基于对传统文化营养的汲取，报告中提出了“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在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公民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013年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专程前往孔府及孔子研究院，在听取有关专家发言后明确表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2014年“五四”青年节当日。
习近平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又发表重要讲话。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刻而又系统的解读。他说：“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这就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现代化不论走多远，其根依然在历史与传统所塑造的文化血脉之中，失去了这种血脉之根，现代化只有形式，没有灵魂，只有随波逐流，没有自己的家园”。那么，文庙作为传播儒学的主阵地，理应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文化阵地。事实上，已有部分文庙积极开展国学教育普及活动，如举办成人礼、开笔礼等，取得明显效果。
但在现实中，文庙的发展还面临诸多问题和难题，主要有：一是因地方政府文物意识淡薄及经费紧张。有相当一部分文庙遗存得不到正常的维修和保护，任其自生自灭；二是部分得到保护的文庙，其蕴藏的多元功能尚未得到有效发挥，甚至尚有过于功利化的倾向；三是部分文庙设施及祭祀活动不合礼制，如：文庙的匾额横写、大成殿内孔子与四配一字型摆开：大殿内同时供奉儒释道三教始祖；祭礼混乱，服饰杂乱无章等。还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商榷，诸如：祭祀时间应该是在生日还是死日，中国传统都是死日祭祀，生日庆祝的；受祀对象如何称呼，如仅称呼孔子一人，其他配享者如何受祀；每年各地文庙是同时祭祀还是各自为政；祭文是年年来写，还是规范为一；是倾向实质性的传统祭祀礼仪。还是做成“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表演性大典；在尊重已往配享制度的前提下，在大成殿是否可以续增一些新儒学代表人物，在文庙的乡贤及名宦祠内也续增一些现当代儒官或儒商、儒医、儒民等。
无论是弘扬传统文化的需要，还是解构文庙发展中遭遇的种种问题及困惑，都需要从学术理论的角度加以深入系统的研究与论证，以文庙理论来引领文庙发展，如此才能充分发挥文庙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助推作用。
第三，“世上本无谓学，研究的人多了，便成了学。”文庙研究也是如此，既有悠久的研究历史，又有丰硕的研究成果和规模较大的研究队伍，这使得建构“文庙学”的学术研究基础已经具备。符合新兴“学问”的基本要求。
纵观文庙研究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一是文庙原始资料积累阶段（汉至元朝），自统治者定儒术于一尊后，文庙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也就开始了文庙原始资料积累的历程，而见于史书所载的，当始于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尔后的正史如《汉书》《晋书》《魏书》《宋书》《新唐书》《旧唐书》《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稿》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记载。自宋以后有案可查的地方志中。对文庙建制包括修建文庙的各种碑文以及文庙平面布局图等。几乎都有详细的记载。
还有，在各种学术著作中还保存有大量的学者为文庙（或孔庙）所撰写的碑文，如朱熹《晦庵集》卷80所载《信州州学大成殿记》及《白鹿洞成告先圣文》，清朝毛奇龄的《西河集》卷70所载《重修萧山县儒学文庙碑记》等。尤其是这些碑文的石刻，有相当一部分被当地文庙所保留，可以与志书文本记载相互印证和补充。如河南浚县文庙棂星门外的下马碑上写有“一应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而县志所载则为“一应文武官员至此下马”。于此可见碑刻为实，县志所载有误，可知下马规训涉及到所有人等。这更显示出文庙的神圣和不可冒犯。这类文庙资料虽然散处，不成体系，但以其原始和份量，以及融入诸多文人学者的思考，都是研究文庙及“文庙学”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
二是文庙研究的初始阶段（明清至民国）。自明朝。在举国编著大型丛书类书的驱动下。有学者开始对文庙的各种资料进行梳理、研究和汇编。《明史》卷96《艺文》部分载有：潘峦的《文庙乐编》2卷、何栋如的《文庙雅乐考》2卷、黄居中的《文庙礼乐志》10卷、瞿九思的《孔庙礼乐考》5卷。《清史稿》卷146《艺文》部分载有：阎若璩的《孔庙从祀末议》1卷、庞钟璐的《文庙祀典考》50卷、蓝锡瑞的《醴陵县文庙丁祭谱》4卷、郎廷极的《文庙从祀先贤先儒考》1卷。此外，据其他史料所载，还有清朝陈锦的《文庙从祀位次考》、张侯的《文庙贤儒功德录》、金之植的《文庙礼乐考》、牛树梅的《文庙通考》以及民国时期孙树义的《文庙续通考》等，对文庙的发展流变、建筑型制、祭祀礼仪及从祀制度等作了系统考辨。这些专门研究文庙的学术成果。为“文庙学”的建立积累了详实的资料。奠定了初步的研究基础。
三是文庙研究陷入低谷期（1949-1995）。受政治运动的影响，从“破四旧”到“十年文革”，包括文庙在内的几乎所有的文化遗存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虽然1961年有四处祀孔遗存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其情况都比较特殊，或为国庙及京师文庙地位显赫，或为红色遗存而自然获批。对其他文庙而言，生存环境还是异常艰难的。对文庙的研究和保护更几乎是处于停滞状态。“文革”后，随着各地文物保护意识的增强，文庙保护开始受到关注。主要表现或成绩如：1988年公布的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又增加北京孔庙以及名异实同的湖南岳麓书院文庙和四川红四军总指挥部旧址所含通江文庙：各地知名孔庙纷纷举办学术文化活动，如四川德阳文庙1990年举办“孔子孔庙学术讨论会”，1994年举办“孔子文化节”等；在文庙研究上，发表了较多的地方上文庙历史、建筑及保护方面的文章，显示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缺少有份量的学术研究成果。
四是文庙研究与保护步入繁荣期（1995至今）。期间。与文庙相关的标志性进展或成果主要是：（1）成立“中国孔庙保护协会”。1995年9月由曲阜孔庙、北京孔庙、衢州孔子家庙、哈尔滨文庙、苏州文庙、四川德阳文庙等多家孔庙（或文庙）共同发起成立，至2014年已经举办17次年会，参会者多为一线的文庙工作者，有部分高校学者，不仅形成一支规模较大的研究队伍。还编辑出版了多部会议论文集。为“文庙学”的建构奠定了机构和人力资源基础（包括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外文庙研究者）；（2）文庙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剧增。1996年第四批有6处，2001年第五批有13处，2006年第六批有24处，2013年第七批有42处，几乎都是成倍增长的，为文庙研究及文庙学建构提供了难得的政策性机遇与导向；（3）文庙研究成果倍增，接连推出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
较早出版的是由范小平积十余年心血而就的《中国孔庙》（2004）一书，孔子七十七代孙女孔德懋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称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介绍中国孔庙在国内外发展演变历史的学术著作，它的出版为孔子孔庙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随后接连出版的依次有：陈传平主编的《世界孔庙》（2004），中华文明史话编委会的《孔庙史话》（2007），刘亚伟的《远去的历史场景：祀孔大典与孔庙》（2009），孔祥林等著的《世界孔子庙研究》（2011），朱鸿林的《孔庙从祀与乡约》（2015）等等，从历史学、建筑学、考古学、美学等多角度多维度、有深度有高度地对文庙进行了系统性、综合性研究。还有陈其泰等编撰的《历代文庙研究资料汇编》（2012），收录清至民国时期的文庙研究著述21种，编为14册，内容涉及文庙的历代建置、制度兴替、祭祀变迁、乐舞繁简和礼仪模式、礼器图式等，为文庙研究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史料支持。除此之外，地方文庙研究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如云南的文庙工作者结合本地文庙资源，先后出版或编印出一系列学术性成果，有柯治国主编的《建水文庙：开启滇南文明的圣殿》（2004）、许儒慧等编著的《云南文庙》（2004）、杨丰编撰的《建水文庙研究资料汇编》（2004）、赵廷光等编著的《云南文庙存佚》（2009）等。
从上可知，每个时期的文庙研究，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文庙与政治几乎是共命运的，政治清明文庙就兴盛，政治动荡文庙就遭受磨难，但作为物化形式的文庙始终在守候着滋润它的又被它所滋润的这片热土。遗憾的是。至今尚未有学者正式提出“文庙学”这一学术性概念，更没有署名“文庙学”的学术性专著的出现，足见建构“文庙学”也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诉求。
三、如何构建“文庙学”：依据“学问”资质。创造最佳文庙学术生态
依汤一介所言：“从历史上看，每门学科（学问）的建立，都是由于自觉地把所研究的对象作理论上的梳理。并形成一套理论和方法而实现的。”那么，要建构“文庙学”这一新兴“学问”，就需要依据“学问”的资质，对其学科归属、研究对象及方法、理论体系及队伍建设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以创造出最佳的文庙学术生态环境。
第一，“文庙学”的学科归属。文庙作为一种历史符号及教育文化遗存，那么文庙学理应属于历史学与教育学交叉的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或一门“学问”，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文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物化建筑，义与诸如政治学、建筑学、地理学、考古学、伦理学、音乐学、档案学、文献学、地方志学以及宗教学等学科密切相关，既然这样，政治学等诸多学科都可以将文庙学作为本学科的一门“学问”或一个专题来进行研究。如同科举学、书院学一样，既可以进行专门研究，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并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使其成为教育史学研究中的一门真正“学问”。
第二，“文庙学”的研究对象。文庙学是以文庙这一文化载体为核心，既要研究文庙的沿革及其发展规律。还要研究文庙的内涵和外延：内涵包括文庙学的哲学基础、文庙学的方法论、文庙的政治功能、文庙的社会功能、文庙的教化功能、文庙的科举功能、中外文庙制度比较、文庙与寺观比较，以及文庙的奉祀礼制、受祀人群、祭祀礼仪、舞蹈音乐、书画雕刻、经费筹措、维护技术、资源开发等：外延包括文庙的选址、占地面积、整体布局、所有建筑、塑像、藏书、档案、碑刻等。或者说，凡是与文庙学相关的理论及与文庙相关的文化现象和遗存，都应该是文庙学研究的对象。
第三，“文庙学”的研究方法。每门“学问”都有合乎本学问实际情况的研究方法。文庙学既然以教育史学为基础，又兼涉多个学科领域，因而其研究方法具有多学科的共性。具体来说，应该包含三个层面：
第一层面属于宏观的文庙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同时借鉴兰克、斯宾格勒、汤因比、布洛克、费弗尔、布罗代尔、勒高夫和勒韦尔等人史学理论中的合理因素：
第二层面属于中观的一般研究方法，此乃哲学思维方法在文庙学研究中的运用，旨在分析文庙文化的内在辩证关系和本质特点。在更深层次上更好地把握文庙发展的历史规律，主要包括历史分析、阶级分析、比较分析、逻辑分析、系统分析、结构分析等方法；
第三层面属于微观的具体研究方法，带有较强的技术性和专门性，主要包括历史考证、文献分析、实地考察、个案分析、计量分析等方法。但在操作层面上，又有文庙学自身的特点，诸如实地考察法，各地文庙遗存甚多，有的史书有载但已不复存在，有的犹存但残缺不全，有的保存完好但破烂不堪，有的虽已修复但不合古制等等，都需要实地进行考察论证；再如个案分析，分析的对象不是一个人、一次事件或一种现象，而是一处具有“活化石”价值的文化遗存、一组传统礼制性建筑群，做个案分析时必须坚持史料与实物相结合、文字与图片（含绘画、绘图、壁画、照片等图像资料）相结合、正史（含“二十五史”及地方志）与野史（含档案及碑刻等）相结合、文本与口述（含已往学人的回忆及实际访谈资料）相结合，如此才能使得文庙遗存的资源得以全面合理地梳理和挖掘。也才能构建起科学系统的文庙学理论。
四是“文庙学”的理论体系。依据文庙学的研究对象，比照其他“学问”的理论体系，文庙学研究应该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文庙学的基本理论，包括文庙学的性质、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现状及展望；（2）文庙的沿革及现状，包括文庙产生的背景、汉唐至明清文庙、当代文庙及国外文庙；（3）文庙的选址及布局，包括环境、设施等；（4）文庙的祀制及礼仪，包括受祀对象及流变、祭祀日期及程序、祭祀乐舞及服饰、祭祀职事、祭祀器皿、祭祀告文、祭祀费用、祀后讲经制度等；（5）文庙的教育教学功能，包括教学设施、教师、学生、藏书以及日常教学管理等；（6）文庙的建筑学价值，建筑结构、雕刻、绘画、植被等；（7）文庙在东亚儒家文化圈（包括古代朝鲜、日本、越南等）的传播及其作用；（8）文庙资源的维护开发与利用；（9）文庙的研究现状及展望。
五是“文庙学”的研究队伍。研究队伍事关“文庙学”的成熟与发展。没有一批以文庙研究为兴趣和事业追求者的参与，再有研究价值和基础的文庙文化领域也难以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因而培育文庙研究的学术队伍甚是关键。当前从事文庙研究的虽为数不少，然多为基层一线的管理和维护人员，他们坐拥丰厚的文庙研究资源，又有丰富的维护经验，但缺乏科学系统的理论支撑。也有少数硕博研究生以文庙的相关研究为学位论文选题，但毕业后往往不再从事文庙研究，也难以有新的研究成果再现。
可以说，从事文庙学术性研究者比较匮乏，对此可以采取三种途径加以解决：（1）“提升”，可由教育史学专家牵头，整合学术资源，组织一批精干的一线研究人员，通过编写文庙丛书的方式来提升他们的学术研究水准；（2）”带动”，通过现有的民间学术团体，诸如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以及中国孔庙保护协会、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学会、中国书院学会等，或下设专业委员会。或将“文庙研究”纳入学会研究的主题，以此来带动一批学者从事文庙研究；（3）“引领”，高校或科研机构具有硕博学位授予权的相关学科专业，诸如历史学、社会学、建筑学等，尤其是教育史学专业的硕博授予单位，可以引领部分硕博生来从事文庙研究，以此不断地为文庙研究补充后备力量。
有学者称，儒学在21世纪将会成为一门“显学”。那么，作为能固守一个城市乃至一个民族的精神文脉，“具有一种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浓墨重彩的文化景观”国的文庙，必将会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更多关注，“文庙学”也必将是这一“显学”中的一朵奇葩。逐渐成为教育史学研究中的一门成熟的“学问”。
责任编辑：马晓